学生减负能行吗?

发布日期:2018-04-01阅读量:436

? ? ? 中国的教育,就其根本而言可说是一种“结果导向的教育”,也就是说,在中国家长眼里,教育往往是一种“为了特定结果的投入”。在这种“终点计划”(destination plan)式的观念中,终极目标是很明确的,为了实现结果就必须排除中间的障碍,因而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征途,期间任何偏离目标的举动或可能妨碍结果实现的行为(无论是看闲书还是早恋)都是不能容忍的。父母可以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,但却会很难理解儿女的自由意志。当我的妻子名牌大学毕业后,厌倦了工作想做自由职业、在家带孩子,她父亲惊讶之余脱口而出:“那我辛辛苦苦栽培你上大学干嘛?”

? ? ? 在这种情况下,人们为孩子设想的人生常常是一条直线:努力学习、考入名牌大学,毕业后成为人上人。我小时候,老家乡下还常有家长满不在乎地表示“不管读书好不好,总归有饭吃”,但现在这无疑会被视为愚昧。从婴儿时起,中国人就鼓励孩子立志:小时候问你将来想当什么,最好是“科学家”,如果是想当一名厨师或木匠,那这样平凡的志向通常并不被鼓励。这些目标通常是高远而功利的,无非是想攀入更高的社会阶层;而国家教育体制还有自己的议程,想塑造“四有新人”。这样,孩子能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发展的余地自然就很小了,是成年人不断往他们弱小的肩膀上堆积份量,每一种力量都想着把他们塑造成我们想让他们成为的那个样子。

? ? ? 围绕着孩子教育的所有焦虑,说到底就是对结果的焦虑:考不上名校(甚至大学)怎么办?在这种心态下,广告也往往诉诸家长的恐惧感,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焦虑。我们很难设想一种没有目标、享受过程的人生,因为现在这人生的享受是在终点,而不是在过程,过程中只顾奔跑冲刺,所以极累;但到了终点后又会有新的目标,或者就是根本茫然不知自己应该干嘛了——很多黄冈中学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精神生活都相当贫瘠,这是一种把人工具化的价值取向。由于那些目标大抵是相当功利的,例如考上名校,但一个人在成长中可能又会怀疑“那考上名校又是为什么?”因此,很多中国人的精神危机都是在目标实现之际到来。不仅如此,功利的目标容易失验:等名牌大学毕业后却没赚到大钱,家人的失望和自我的挫折怨恨就来了。这一功利目标或许可以提供强大驱动力,但这种驱动力却是外在的、不稳定的,一个人难以自发持续还发自内心地享受它——除非那些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“人生赢家”。

? ? ? 落实到现实中,为了贯彻教育局“减负”的要求,学校通常只是一刀切地减少课时和作业;奥数课不准上了,但小升初仍然要看奥数成绩,其结果是那些老实减负的发现自己“上当”了。很多家长由此对学校的减负感到很困惑,一位朋友的孩子现在小学二年级,便抱怨说:“现在公立学校一味说减负,但教育方法不改变,只是放他们玩,2点就下课,学校又不准办晚托班,我夫妻俩都要上班,不得已只能安排孩子去私立的晚托班,那几个小时怎么弄?好歹教点什么吧?此外,关键是你将来考什么?现在学而思也不上了,因为奥数取消了,但将来仍然考成绩,那私立的就是有优势,大家还得想办法。”在此情形之下,单纯“减负”的效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,家长们反倒要多花钱、多花心思去让孩子学点什么,而纯粹的玩则无疑更是奢侈,就算不是“浪费时间”,看来也无助于加强他未来的竞争力。

? ? ? 三年多前,天津教育系统开始强力推进减负:小学升初中不再看成绩了,通过摇号随机分配;初中教师也开始互相调动,目的是打平教育资源,给小学生一个美好的童年。几年下来,目前天津的传统重点学校如耀华、南开等,初中部学生的水平据说已和其他普通学校没有多大区别了。但减负只在公办教育系统全面推行,其结果是这些名校纷纷将教育资源倾斜到自己办的私立学校去。于是,天津一中不行了,天津益中崛起了;耀华不行了,耀华嘉诚崛起了;南开不行了,南开翔宇崛起了;二十中学不行了,双菱中学崛起了。由于强制减负,课堂上不能多教,要想学得深,就要找老师在课外再补课,然后去考私立初中为数不多的名额。最终的结果是花钱更多而竞争更残酷。